英国学者R，坦普尔的《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第100个世界第一》

秀容川

摘自英国学者R，坦普尔的《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第100个世界第一》


人们常常谈起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并且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实际上，中国的基本发明和发现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由于这些事实鲜为人知，世人对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就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中初露头角。然而，中国并不是在哪儿初露头角，而是在它曾经领先的地方再现峥嵘。中国也不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国家。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当世界其他地方还处在“发展中”的时候，中国已是“发达”的国度。中国曾经比他人更富有、更强大，人民更富足，兴建的事物数量更多、规模更大，而且中国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远征探索：例如澳大利亚就是由中国人先于西方人发现的，他们登陆的地点靠近今天的达尔文港。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长期受到了人为的扼制。1978年以前的一百年间更是充满了不间断的磨难，包括一次日本侵略以及国内的战乱和动乱，使得产业、技术、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进程都受到了破坏。今天，中国这种完全受到人为压抑的状况结束了，但当一个新的世界强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却让世界其它地方感到突然和疑虑，甚至觉得不该如此。然而，熟悉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外国人会意识到，中国不过是重返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已，她的巨大和重要令这一进展毋庸置疑。

再现峥嵘的中国自然会在技术卓越方面也显示出复兴的迹象。对中国来说，仅仅加入世贸组织，向世界显示其外交、贸易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定要重获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在中国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之际，认真思考现在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用我已故的老朋友李约瑟命名的“谜”指的是：中国拥有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大半发明，为什么却没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创现代世界？中国在包括农业在内的许多技术领域中领先于其它国家两千年之久，为什么产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尽管构成现代世界的个别要素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却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把它们整合起来开创了现代社会？是中国人缺乏综合能力呢，还是应该用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某些症结来加以解释呢？

对这些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原因只要我们给予关注就会发现是重大而明显的，然而迄今无人提及。

首先，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所以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创现代世界，没有产生产业革命的所有原因中最得大、最明显的一个。我很奇怪为什么如此显而易见的原因以前却没有被提到过。或许已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我要提请注意的这个原因就是明朝的衰败，这是一个到1644年才终结的长期过程。让我们从一件惊人的事实开始：1585年——1645年间，由于疫病、灾荒、政府腐败，经济萧条及司法秩序混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40%。这一数字是汉学家伊懋可根据他对史料的广泛研究得出的。如果这样的下降经例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就相当于减少了5.2亿的人口，中国的人口将从13亿减少到7.8亿。在明朝衰败的时期发生了这样大规模的人口骤减，显然那时中国的状况除了要使社会维持下去，别的都做不到了，更不用说发生产业革命了。

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读过薄松龄的精彩小说。他出生于明末而主要生活在清初。他那些故事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那么多篇故事都提到遍而郊野的空屋和居于春中的鬼怪。你们可曾想过他为什么总是提这些吗？因为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十室九空的中国长大的，这是他对自己所了解的世界的真实描写。在他年幼时，看到十口或二十几口之家一下死光是平常的事。尸体多到来不及掩埋。当代作家陈启德对此也有过描写：死人身上的蛆从门里爬到路上，而没人敢进到满是尸体的屋子里去。

那时的中国瘟疫肆虐，包括天花等多种流行病蔓延。1640——1642年，人口稠密的湖州地区因为疫病流行，在仅仅两年里人口就骤减了30%。1641年，江南嘉兴地区桐乡县80%——90%的家庭感染了天花，疾病并不是惟一的杀手，全国还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饥荒，恶劣的天气导致几乎颗粒无收。旱灾和涝灾接连不断。1638年，大运河断流。1640年，黄河断流。由于饥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中国北方地区，严寒使得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短两周。严寒的范围还向南方延伸，那时长江流域的湖泊在冬季都结了冰，与此同时出现的严重蝗灾，更是雪上加霜。

当整个中国是如此景象之时，北京的情况如何呢？除了皇宫里的三千名宫女，两万名太监，还有四万名大小官吏及皇亲国戚需要国库供养。由于财力窘迫，他们变得极端腐败。1643年，崇祯皇帝要视察国库，起初守吏谎称找不到钥匙，在皇帝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才将国库打开。财宝早已被官员们盗空，国库里除了红盒子里褪色的收据外已空无一物。

这样的政府或国家怎能支持一场产业革命？但当时的灾难还不止于此。法律和秩序已经彻底瓦解，劫匪强盗散兵游勇四处掳掠，百姓人人自危，毫无正义可言，农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有的成了罪犯，大多数成为犯罪的受害者，长江流域的丝绸业由于当时欧洲经济衰退而出口骤减，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在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部族的入侵，就已创建了一支人数达300百万的常规军队，百姓为此承受了巨大的赋税。到了明朝的衰败期，人们不仅要养活同样数量的军队，还要反过来遭受他们的抢掠，因为社会状况已沦为彻底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明朝彻底崩溃后，入侵的满族建立了清朝。满人恢复了中国的秩序，也挽回了一些繁荣。天灾停止了，人民有所休养生息。清朝的第二代皇帝是才干超群的康熙，他对科学和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生在今天，一定是位杰出的工程院院士。但是后来的皇帝当然又开始腐败，与其他朝代一样，清朝也逐渐衰落了。

尽管清朝初期生活较明末有所好转，但有另外一个问题。作为外来者的满人想要奴役汉人，所有汉族男人都必须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祖训，而效法满族剃头结辫，以作为服从的标志。清朝初年，官方剃头师被赋予了生杀大权，他们可以不经审判而立即处死拒绝剃头的汉人。

中国人是不能忍受当众受辱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些外族人来到今天的会场上，并坚持把你们的头发剃掉，如果你们拒绝就会被处死，你们会是什么感觉呢？你们不会高兴。大多数人大概会选择被剃头而不是被处死，但你们会觉得受了侮辱，你们将无颜面对朋友。你们这样回到家里，妻子儿女又会怎么说？你们丢人现眼，到如此地步，恨不得一死了之，因为当众受辱的标志人人可见，剃光的头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无法隐藏的。

我认为，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中国汉人遭受的巨大屈辱和沦为奴隶的地位使得他们失去了活力的自信心。不可能去开创一场产业某革命。

这样，从大约1580年直到现代，中国从内部遭受破坏而无法正常运行，这从中国的发明与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最后一项重要的原创发明是明朝世子朱载育在1584年发表的音乐平将近律理论，当时他48岁。这项非凡的发明后来为西方世界广泛采用，而且大多数西方人误认为他是作曲家巴赫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才发明的。但我们知道，巴赫不是通过荷兰数学家西蒙，史蒂文就是通过法国科学家马兰，梅森的著作从中国获得这一理论的。自巴赫以后，西方引以为傲的古典音乐和浪漫音乐都是以中国这项发明为基础创作的，因为这种定音体系使得自由转调成为可能。而现在所有的西方音乐毫例外都是以明律定音的，我们简起直可以称之为“明乐”，这就是明朝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意义深远的文化遗产。

中国在近代之前的最后一项重大发明发表于1584年，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走向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伴随着全面的经济和社会衰退。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因为就在此时，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本族文化，一种有够独立生长发育并且能够自由发挥作用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直到孙中山时期，摆脱了外来统治的真正的中国文化才重新出现。

我觉得，对“李约瑟之谜”的这些重要而明显的解释似乎长期以来被忽略了。除了以上提到的事实外，无须假设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可能还有其也什么症结。从1584——1911年，社会状况使得中国不可能产生“现代世界”，即使中国人想做也做不到。

于是“现代世界”在别外产生了，确切地说是在欧洲。尽管中国人自己没有做到，但是这个现代世界赖以产生的技术要素中却有50%以上是中国的，欧洲人用了这些要素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误以为大多数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例如，欧洲人曾经完全不知道造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合用枪、炮、炸药和手榴弹，也不知道这都是中国人的发明。即使到现在，人们都说通信革命成为可能是由于发明了活字刷术，但他们普遍认为那是约翰，古登堡在1458年发明的。然而事实上活字是毕升在1041——1048年间发明的，先于古登堡400年。如果没有活字广泛应用于印刷西方的字母文字，是不可能有什么“现代世界”的，但世界上仍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项发明来源于中国。古登堡当然不愿告诉人们他不是真正的发明者，或许还会得意于被称作天才。古登堡并不是天才，毕升才是。

解释了1580年以后中国不会出现产业革命的原因，我们遇到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1580年以前的中国也没有出现产业革命呢？归根到底，产业某革命在欧洲发生的基础是此前欧洲的农业革命，而欧洲农业革命的产生几乎完全靠的是中国发明和农耕技术的引进以及杰思罗，塔尔等人所做的传播。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汉代初期就出现了完整的农业革命。既然人人都承认农业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提，那么为什么在1580年以前的1700年的时间里，中国都没有率先进行一场产业革命呢？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李约瑟之谜“。

让我们先从经济方面寻求可能的或部分的解释。在今天的中国，人人都认识金钱的力量。金钱无处不在，又处处缺钱。学校、研究机构需要创收来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发展。人们买房要钱；人们买车也要钱。在城市，许多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形成的“消费繁荣”使中国经济保持着增长。今天在座的各位不会对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感到惊奇，那就是：科学技术要花钱。

但是1580年以前的状况如何呢？那时有资金投向科学技术吗？那时可没有“863计划”。我们看到部分问题了。谁会为科学技术花钱呢？国家由一个皇帝和从多官员控制着。他们愿意出资支持当时迫切需要的军事发明，于是自10世纪以来军事发明蜂拥而出，火药是9世纪被炼金术士偶尔发现的，但到了1040年，火药已被用作真正的军事发明而且连配方都公开出版了。自10——16世纪，中国的战事是如此频繁，于是我们看到众多的发明、传播和大量应用：火药、火焰喷发器、照明弹、炸弹、手榴弹、地雷、火箭、多级火箭、手枪、大炮，最后是机关枪。今天，在厦门武器博物馆以及中国的其他博物馆里都能见到这些发明。所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武器都是中国的发明，没有一种是西方人的发明。无疑，军事技术在中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但是只局限于军事技术领域。其中还包括了大规模生产和工厂装配的技术。因此这不是享利，福特在20世纪的美国发明的，而是在他出世前几百年中国人为了生产武器而发明的。

为什么军事上的产业革命没有延伸到非军事领域？因为没有资金的支持，皇帝和官员对此都不感兴趣。而那时没有投资银行，没有投资人，没有企业家，没有股票市场，没有任何有社会地位的威望而却步的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古代中国，商人居于社会底层而被人看不起。他们可能富有，却因为不是包读诗书的士人而没有脸面。除了有限的贸易范畴，他们不能进入任何其他行业，这样来些缺乏社会尊严的人们是没有资格去资助一场产业革命的。他们或许有资助需要的钱，却没有这种地位，他们也根本不会去做这种投资。四川商人开创的制盐业，在东汉时期就被皇帝没收了。两汉之间做皇帝的王莽又从商人手里把他们开发的酿造业收归国有。在四、五世纪的北魏时期，私自酿酒会被处死。蒸馏造酒法发明之后，最早的白兰地和威士忌也在中国生产出来了，但禁止商人销售它们。商人们只要有点儿积极性开创某个可以赚钱的新技术领域，就会被政府抢走。继续干得不到任何鼓励，成功换来的只是被掠夺和受惩罚。绝不允许个人和商家利用技术创新赚钱。因此，除了来自皇帝和官地的资金，技术创新是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我们都知道，多数皇帝都是些昏庸守旧和缺乏想象力的人。虽然偶然也会出现一位像康熙那样的明君，但他一死，马上就会有一个昏君继位。整个体制是腐败的，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各级政府机构里都充斥着大量的腐败行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环境对发明是非常不利的，但聪明的中国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发明创造。缺乏的只是这些奇妙技术的产业化开发。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显示出中辚人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的惊人发明才能。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更聪明。也可能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他们自幼为了学习读写汉字必须全神贯注，这样养成的思考习惯有利于发明创造。我是从一位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关于中国人的著作中读到这一观点的，但我却不能同意。如果确实如此，那日本人同样应该有许多发明，因为日本人也写同样的汉字，但除了武士刀和与此相关的冶金技术，在20世纪之前他们其他的发明却寥寥无几。所以我认为这证明该理论不能成立。那么剩下的理论就只有：中华民族较其他民族更聪明。我个人认为确实如此。当然中国人自己不能这么说，那样会显得自吹自擂。而一个没有一点儿中国血统的外国人这么说则没有问题，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是否“李约瑟之谜”也涉及某种心理因素呢？我认为是这样。中国人的个人主认倾向比西方人要弱得多。中国人更关注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而西方人通常不在意这此。西方的人类学家常提到“羞耻文化”与“罪责文化”的差异。在“羞耻文化”中，人们由于害怕蒙羞而约束自己的行为。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对我说。他们害怕因做了某些事而“没脸见人”。没脸见人就是羞耻感。他人对你的评价至关重要，有时的确比什么都重要。我在前面强调清朝剃头的事例以及它带给成百上千万人的羞辱，就是由于了解中国人对于羞辱是多么敏感。羞辱是他们所最不能承受的苦难，我相信许多中国人宁肯饿死或被处死也不能忍受强烈的侮辱。

人类学家提到的另一种文化——“罪责文化”则完全不同。西方文明就属于这一种。直到50年前，西方人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因为害怕负罪而不是因为害怕羞耻，因为这此罪责或许可以逃过邻人的眼睛，却逃不过你自己的良知，也逃不过上帝的眼睛。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能够洞察人心最深处的秘密。因此如果过去一个西方人做了错事，他会感到负罪而不是感到羞耻。这是因为直到50年前，西方文明一直有着坚实的宗教传统，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导都十分强调罪过的观念。

但是现在西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宗教的影响对大多数人已不再那么强烈。罪责感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却没有羞耻感来取代它。目前整个西方世界正在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缺乏约束行为的准则，缺乏克制自己的理由。人们甚至可以说西方人今天需要的一剂良方正是中国人的羞耻感。

让我们回到1580年前的中国这一问题上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羞耻文化，而不是罪责文化，过去如此，我相信将来也会如此。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只提一条意见，而不是批评，羞耻文化对技术进步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在羞耻文化中，人们有充足的动力去创造发明，因为人们会看得起你，你会因为聪明能干而在亲友中出名。在中国若有所发明，感到的绝非耻辱，而是骄傲和幸福。就像一位年轻人，一旦考上清华，他会感到骄傲，父母会为他自豪，朋友们也会对他刮目相看。对于发明与发现的这种社会鼓励一直在中国存在着。如果你发明了某些有用的东西，例如独轮车、链传动、带传动、高效马挽具、曲柄或弓形拱桥——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发明，所受到的鼓励要十倍于考上清华，你会在亲友中名声大噪，人人都会称赞你，你自己内心会充满快乐。

但如何使这样的技术被广泛采纳和使用呢？这正是问题所在，中国人不喜欢独自负责作出决定，因为如果出了错，他们就会蒙羞。因此他们须要在某个集体内取得一致意见再作决定，这样如果出了错，就不会由某个个人来承受羞辱。每个人都会受到集体的庇护，集体受得起羞辱，因为羞辱被大家分担了。但是在中国，单个的个人是无法承受这种羞辱的。

在传统的中国有没有这种发明家的集体呢？一位发明家到哪儿才能找到人分担蒙羞的风险而获得安全保障呢？那时没有高新技术开发区，没有研究所，没有理工学院，也没有科技部。发明家孤立无援。假如有朋友想仿制他的发明并加以使用和推广，他也不会反对。一旦出了问题他不必为此蒙羞，因为他没有主动做任何事。如果他想请商人出钱去推广他的发明，没有商人会给他钱，那时既无专利也没有知识产权来保护他的发明。如果有商人喜欢这个发明，就会无偿地拿去仿造和使用，但不会蠢到去生产和销售它，因为邻镇的其它商人同样也会自己仿制。这样我们就看到，害怕蒙羞再加上缺乏经济保障，就使得发明的开发利用在中国古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偶尔某位皇帝会对某项新发明发生兴趣，最早的机械钟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当西方人向明朝的皇帝呈献机械钟表时，他还以为这是西方人的发明。他不知道中国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发明了机械钟，只是后来它被遗忘而失传了；他也不知道西方造机械钟的概念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具体的构造不同而已。

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还有另一项心理差异，比上述的羞耻与罪责的二分法更为深刻，可追溯的时间也更为久远。我指的是自古希腊以来存在于西方传统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中国没有这种传统。有时极端个人主义是有建设性的，能够驱动技术应用，在产业领域中更是如此。然而，正如任何极端的事物都不可能只有好处一样。极端个人主义也有弊端。在倡导凡事要节制、要适中的观念方面，一定不要忘记个人主义的这种极端性。这种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可能不亚于经济和社会因素。

我认为我们对“李约瑟之谜”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讨论。事实上，中国人也无须过分困扰于“李约瑟之谜”，更不应因此对中国的未来忧虑不安。中国人民的问题并不比任何其它民族的问题更严重。不同的民族各有所长与不足，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精彩的多样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中华民族真的有任何严重问题的话，他们就不会创造出这项最伟大的奇迹：他们仍然在这里，在中国，传承着历时几千年的文明与文化。埃及人何在？希腊人、罗马人和巴比伦人何在？都消失了。现在生活在那些国度的人们已不再沿袭原来的文化，而且大都已不再是原来的民族。如此众多的古代帝国消亡了，惟有中国沿续至今。惟其如此，中国人应该为他们过去的成就而自豪。但中国过去的发明与发现比那些古迹更应令他们自豪，这些才智比长城更伟大、比故宫更辉煌、比西湖更美丽、比苏州园林更精致。实体的古迹可能会被破坏被掠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才智的丰碑却不会，它们随着记忆永存。所以说，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是它的科学与技术的传统。

最后，我想列举一些中国的发明与发现，并给出它们领先于西方的时间长度，这指的是一项发明或发现在中国有记载的时间与其在西方被子采用或认识的时间二者的距离。

分行栽种与精细锄地
2200年
铁犁
2200年
胸带马挽具
500年
颈圈马挽具
旋转式扇车
西方没有应用过
近代多管条播机（耧车）
1800年
由以上可见，在农业方面中国比西方先进2000年
定量制图学
1300年
所谓的“麦卡托”投影

600年
赤道式天文仪器
600年
铸铁
1700年
曲柄
1100年
所谓的“西门子”炼钢法
1300年
所谓的“贝塞麦炼钢法
2000年
深井钻探天然气
1900年
链式泵（龙骨车）

1800年
吊桥
1800——2200年
第一台自动探制机
1600年，但也可能是3000年
蒸汽机的基本原理
1200年
弓形拱桥
500年
链传动
800年
最早的塑料，即漆
3200年
石油和天然气作燃料
2300年
纸
1400年
独轮车
1300年
滑动卡尺
1700年
鱼竿绕线轮
1400年
马镫
300年
瓷器
1700年
害虫的生物防治
1600年
伞
1200年
火柴
1000年
白兰地和威士忌
500年
机械钟
585年
雕版印刷术
700年
活字印刷术
400年
纸牌
500年
纸币
850年
纺车
200年
对血液循环的认识
1800年
对人体昼夜节律的认识
2150年
内分泌科学
2100年
对营养缺乏症的认识
1600年
由尿液分析发现糖尿病
1000年
甲状腺激素的应用
1250年
天花的预防接种
800年
十进制记数法
2300年
算术中0的位置
1400年
负数
1700年
求高次方根和解高次数字方程
600年
十进制小数
1600年
代数学在几何学中的应用
1000年
所谓的“帖斯卡”二项系数三角形
427年
磁罗盘（指南针）
1500年
度盘指针装置
1200年
对地球磁偏角的认识
600年
地植物勘探
2100年
（所谓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1300年，先于年顿2000年
雪花的六角形结构
1800年
地动仪
1400年
自燃现象
1500年
近代地质学
1500年
磷光画
700年
风筝
2000年
最早的载人飞行
1650年
立体地图
1600年
等高线运河
1900年
降落伞
2000年
微型热汽球
1400年
船舵
1100年
平底帆船和错排船桅
西方没有应用过
多桅和船头船尾索具
1200年
下风板
800年
船内的水密舱
1700年
直升机旋翼和螺旋桨
1500年
桨轮船
1000年
运河船闸
400年
大定音钟
2500年
定音鼓
西方未出现
密封实验室
2000年
对音色的认识
1600年
化学战、毒气、催泪弹、烟雾弹
2300年
弩
200年
火药
300年
火焰喷射器
1000年
烟火
250年
燃烧弹和手榴弹
400年
金属壳炸弹
246年
地雷
126年
水雷
200年
火箭
200年
多级火箭
600年
早期枪、炮、迫击炮
450年
真正的枪炮
50年

我没有例举所有的发明。有些诸如陆地扬帆所以略去是因为它们不那么重要，但另一些如铜镍合金所以略去则是因为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要做，虽然上面这张清单并不完整，我还是用它得出西方采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平均滞后时间。以上共有96项，不过有时一项里包括若干项发明，其中三项从未在西方应用过，另外93项则得以采用。采用保守的数字计算，将滞后时间总和（113734年）除以93，我们就得到中国发明传播到西方所用的平均时间为1223年。这个数字大致说明了中国曾暂时领先于西方的数量级。但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均时间间隔并不是一项中国发明与发现几乎没有一项可以说曾在西方被独立发明或发现过。它们都是传播过去的，或是通过实物的直接传播，或是通过李约瑟所说的“激发性传播”即传过去的只有说明而没有实物，机械钟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我不能涉及中国科学的技术的更多历史细节，也不能更详尽地阐述其在西方的发明，以上列表已足以说明，在导致现代世界产生的关键基础性发明与发现方面，中国所作贡献的范围是多么惊人地广泛。任何人都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到，这一贡献是太倒性的，就像一股能够将西方吞没的天才浪潮。在1580年以后的年代中，中国未能开创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西方人却赶在前头做到了这一点，既利用了中国的材料也利用了西方的材料。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材料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的。我们可以想象一座由红蓝两色的砖建造的国际大厦。红砖来自中国，蓝砖来自西方。其中红砖的数量要比蓝砖为多，但两者却又是相互支撑、休戚与共的，因为缺少了任何一种，这座大厦便函根本建不起来。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不管你是红还是蓝，不管你是黄还是白，让我们一起看清前方惟一的道路：一条多彩之路。在我们携手前进时，中国人可以为他们过去的贡献而自豪，更可以为即将作出的众多出色贡献而自豪！

R，坦普尔
文（2002年）

王存诚
张晶
译

卖_漃寞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